文 | 避寒点金股
编 | 避寒
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他曾在巴黎拿着美院奖学金，住在塞纳河畔的画室里，画笔挥洒自如。可命运让他转身走进了戈壁——五十年，几乎没回头。
1935年春，巴黎街头寒风刺骨，画室狭小而温暖。常书鸿刚获得奖学金，高美院的课堂像新生的世界。他原以为，未来会有展览、画廊、评论和艺术史的光环。
展开剩余87%然而，一次旧书摊的偶遇改变了一切。他原本在找拉斐尔的画册，手指翻过一本厚厚的《敦煌图录》时，停在第七页，屏住了呼吸。古老的线条与色彩依然鲜活，神佛栩栩如生，充满神秘感，这不是西方油彩，而是他血脉深处的记忆。
从那天起，他开始搜集关于敦煌的一切资料。图录由法国人伯希和带回，他不解“为何轮到我先看到，而不是别人？”他写信给朋友：“我可能疯了，不想留在巴黎，即便回国要在破壁上临摹。”没人相信他会放弃巴黎的舒适生活，他父亲也劝：“先留几年再说。”
他没听，用了半年辞去一切，1936年底回国。朋友在码头送行，他没带画，只带了两本《敦煌图录》，压在行李底层。
1943年点金股，他第一次踏入莫高窟，看到的不是遗迹，而是废墟，不是庙宇，而是风沙堆成的土堆。洞口只剩半扇门，上面写着“鬼屋”。没有工具，没有人手，他住在旧看守人的破屋里，风吹得耳朵生疼。夜晚进洞，需要提着油灯，许多壁画褪色、脱落，鸽粪和烟灰覆盖其上。他默默拿起扫帚开始清理。
那年，他39岁，一个巴黎归来的画家，在戈壁滩上扫地。有人说他疯了，他只说：“你不动手，画就全没了。”他组建团队，为每个洞窟编号、清沙、封口、摹画，建立档案，并规定：摹本必须保持原比例、原色、原位置，连裂缝也不能省略。
三天一画，渴了喝冷水，吃咸菜干粮。有人担心他身体，他笑：“这是换命。”
1950年，他带着几十幅摹本在京展出，但领导要求改展览词“突出时代背景”，他拒绝：“这些画比你们都老，不要给它们加帽子。”他被劝退，却私下请懂画的人鉴赏，还寄给国外博物馆。他明白，敦煌需要的是真实的认可，而非空话。
1944年，他第一次带家人来敦煌。妻子陈秀芝一来便哭了。房屋破旧，饭冷，孩子生病，她坚持三个月离开，带走一名学生。他没有追，只在沙堆后抽完一整包烟，然后继续画。有人问：“你不恨她？”他答：“壁画掉得快，我得补。”
1968年，研究所人员被分散，他被下派农村，做喂猪、挖渠等体力活。62岁时腰受伤，直不起身，只能趴着干活。他日记写：“我人倒了，但画不能倒。”有人看到他手抖笔颤，却仍能稳住线条。他说：“敦煌的佛，有的都没头了，它们也没哭。”
女儿常沙娜是他最疼的孩子，小时候跟随他临摹敦煌飞天，天赋出众。但她也被派去干活，多年音信全无，他去找也无人理会。后来听说她在黄土高原冻伤脚，住进窑洞，他只说：“她回来那天，我会给她画一张新的飞天。”七年后，他做到了。
1977年，他的名字重新挂上研究所门牌，73岁，腰直不起来，手上还有旧伤。他去了第45窟，蹲在洞口眼眶湿润，重新组织人手，但新来的人不信旧法，想用现代画法。他摊开发黄的摹本：“你能画得比这个好，就换。”没人再说话。
他花五年时间，将五十年的研究和记录汇成《九十春秋——敦煌五十年》，每个洞窟编号、色号、损坏时间、清沙人都记下。有人说书枯燥，他答：“你要看故事？这不是小说，这是命。”
1980年后，国外学者来敦煌，他接待一批又一批，询问他们是要照片还是画。他只问一句：“你要的是照片，还是画？”法国人说：“画。”他点头：“你们国家那边，抢走得够多了。”他不说别的，只带看洞窟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有部门提议用投影“活化”壁画，他冷笑：“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我从西方回来就是为了救这些画，现在说‘融合’？壁画掉色可以修，脑子掉线就难了。”会议不欢而散，领导找他谈话，他没妥协：“你想拍灯光秀，去别处，不要来敦煌。”
女儿回来时，他蹲在45窟补色，她喊：“爸！”他没回头，看到她手里带去清华展的飞天，他点头：“好。”那晚，他拿出三张小时候她画的画，她哭了，他没说话：“以后敦煌的事，你看着办。”
晚年，他唯一请求成立“敦煌资料库”，集中保存历年摹本、照片和记录。他写申请只一句话：“我年纪大了，再不干，你们就等下一个疯子。”资料库成立时，他坐在角落，不采访，不剪彩，只看着墙上“敦煌档案室”四个字：“不够，得防火。”
有人说他“不合群”“强势独断”，也有人说“他是对的”。他1994年在敦煌安静离世，满柜画稿和摹图原稿，封面写着：“敦煌未完。”
如今，敦煌是世界文化遗产，是热门景点，是研究圣地。但在常书鸿之前，它只是风沙下的废墟，是饿着肚子也要临摹的壁画，是一笔一划画出来的线条。他守了五十年，未请功，未出名，画摹一千多幅，补壁数百处。徒弟成了设计大师，女儿成了艺术先驱，他没为自己留一张画像。他说：“我这一生，就为它画了个轮廓，色还没上完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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